“平世之良相”王旦，皇帝的贿赂真能让他缄口不言吗？

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知湖州，受学生王巩之邀，苏轼为其家中的“三槐堂”题写铭词。“三槐堂”因其曾祖父王祜手植三槐而得名，王祜曾在自己的庭院中栽下了三棵槐树，充满自信地说道：“吾之后世，必有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果然，几十年后，其子王旦长达十多年为相，位至三公之一太尉。被后世称为“平世之良相”。

苏轼《三槐堂铭》

然而一场公然的行贿，致使这位终其一生谨言慎行的良相，政治生涯出现了无法抹去的污点，为后人所诟病。

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冬，为获取王旦对天书封禅的支持，在王钦若的怂恿下，真宗召宰相王旦入宫饮宴，并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王旦回家后，打开发现里面全是珠宝。由此，凡天书、封禅等事，王旦不复异议。

王旦，字子明，大名府莘县（今属山东聊城市莘县）人，北宋初年名臣，兵部侍郎王祜之子。

这是一次自上对下的公然行贿，真宗希望通过这种并不光彩的方式来获得王旦的支持。这至少说明真宗也认为，天书封禅并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而素有贤名的王旦断然不会为了一盒珠宝而放弃行事原则和身后之名，去做一件本就不正确的事情。

然而最终的结果却是，王旦确实放弃了自己坚守的原则，并在封禅仪式中任大礼使。

那么不为财的王旦为何宁愿舍弃身后之名，随波逐流，也没有复言劝谏，难道只是因为一盒珠宝？

王旦从参知政事（即副相）到正式拜相，这其中有一段颇有深意的故事；

景德元年（1004年）契丹南侵，真宗听从寇准建议，御驾亲征澶州，王旦随行。行至途中，担任东京留守的雍王赵元份患重病，王旦受命秘密从军前回京接任留守之职。王旦到达京城，径直进入禁中，命人不得传播消息。待真宗回京后，王旦的子弟及家人都在郊外迎接，忽听得后面有兵士的呵斥声，惊异之下一看，才发现是王旦。

这件事让当时刚刚经历澶渊之盟的真宗，心中无比感动。真宗虽然是宋王朝第一位正常继位的皇帝，但是其出身和自身的性格注定不是一个强硬派的君主。而他能够倚重的只有李沆、吕端等顾命大臣。然而就在澶渊之盟的前夕，李沆病逝。能够接替李沆继续为相的人选，并不多，而王旦则是其中最有可能的。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乡（河北邯郸）人。北宋时期名相、诗人，被后世称之为“圣相”

三年后，景德三年（1006年），真宗任命王旦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式拜相。由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执政时间，也成为真宗朝执政时间最长的宰相。

真宗有一个作为君主一个很不错的优点，就是他善于处理君主与宰执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其中与真宗自身皇权的先天缺陷有关系。但是良好的从属关系是一个不错的基础。真宗与王旦也是如此。

真宗与王旦和谐的君臣关系，可以说是完全脱胎于李沆与真宗良好的基础。李沆与王旦为同期进士，且李沆年长，二人亦师亦友。李沆为相，王旦作为参知政事充当副手。李沆的作为与作风，都对王旦影响很大。二人施政同样是忌刚猛、勿变革；重循制、遵祖制。而这一点与真宗优柔、庸弱的性格颇为契合。对李沆极为倚重的真宗，自然对“李规王随”的王旦同样重视，在李沆病逝后两年，便拜王旦为相。

宋真宗赵恒，宋朝第三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第三子，初名赵德昌，后改名赵元休、赵元侃

真宗曾对王旦有一个极高的评价，《宋史》记载：“帝素贤旦，尝奏事退，目送之曰：为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而真宗对于王旦可以说是礼遇有加。景德四年，即王旦拜相的第二年。旧制宰相上朝班位与枢密使、参知政事同排。真宗见王旦与王钦若等挤在一起，对左右言道：“殿庭仪石以南颇为隘狭，故朝集仅若同行。即诏合门移宰相班位于仪石之北。”

古代，南向为尊，故皇帝均坐北朝南。原本宰相和枢密使、参知政事等均站在南边面向北面的真宗。而将宰相班位移至仪石之北，推测很可能是与真宗一样坐北朝南。这无疑是突出了宰相的地位。而宋代后来宰相立于仪石之北的先例，便是由王旦开始，由此成为北宋历代的定例。

王旦继承的不单单是李沆的行政思想，同样也继承了李沆教化君王的理念，并且以臣子的身份对真宗进行规劝。王旦曾这样与真宗言道：“陛下所守者祖宗典故。典故所无，不可听也。当问诸有司”其实就是告诫君王，不要擅自做主。

宦者刘承规病逝，求为节度使。真宗对王旦言道：承规待此以暝目。王旦执以为不可，言道：他日将有求为枢密使者奈何？王旦以极为直接的语气拒绝了真宗的明确请求，而在后来的荣王宫失火案和上书言宫禁事案中更是多次驳回真宗的要求。从大局来看，王旦是继李沆之后最为合适的宰相。

欧阳修曾评价道：“虽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后已。”就连王旦都自述道：“仆在政府几二十年，每进对忤意，即蹙缩不能自容”。

如此强硬的态度，更是无法理解真宗仅凭一盒珠宝就能让王旦放弃原则，向真宗妥协？

真宗第一次试探王旦对于天书封禅的态度是在大中祥符元年之前，并且是通过他人之口。时殿中侍御使赵湘上书请求封禅，王旦当即表示反对言道：“封禅之礼，旷废已久，若非圣朝承平，岂能振举？”

王旦强硬的态度，让真宗只能附和道：“朕之不德，安敢轻议！”

但是到了大中祥符五年，“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这前后态度的转变确实令人不解。而这一切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真宗行贿的那个晚上。

山东泰安岱庙岱庙坊

真宗行贿是一个很复杂且具有戏剧性的事情，这其中不仅有真宗出于政治目的的示好，同样也有昭示皇权的意义。而如果追究其更深远的原因，恐怕或多或少会牵扯到真宗朝日益盛行的“南北之争”。

真宗绝对不是一个信奉鬼神的人，他对于封禅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昭示其皇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虽然其中也有“封禅涤耻”的含义，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出于对自身皇权的不安。

真宗如此拐弯抹角的向王旦示好，一方面是希望在封禅这件事上，王旦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毕竟在真宗朝的政治环境下，君主个人的权威还不足以压制群臣，宰相作为君权的实际执行者，其地位之高，权柄之重，在某些方面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君主。

而在封禅这样耗费国帑的大事上，没有宰相的支持，几乎很难推行。即使贵为帝王，面对政府的执政者，必要的示好还是很有必要的。

但如果这件事换做李沆是当事人，恐怕真宗的计划不仅不会得逞，而且还会面临宰相的斥责。而王旦之所以没有在这件事上过分的追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王旦的资历；

以王旦与吕端、寇准、李沆相比较；吕端，是前朝宰相，顾命大臣，是保证真宗顺利登基的重要人物；寇准，太宗朝参知政事，是一个倔强到可以拉着太宗衣服进谏的臣子；至于李沆，同样是太宗朝的参知政事，也是太宗亲自为真宗指定的太子师傅，是真宗朝初期的宰相。对于这些人物，真宗在恭敬之余，多少还有一丝怯。

寇凖（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北宋政治家、诗人

但是对于王旦而言，自己没有像上述三位一样的政治资本。王旦真正进入中枢是在咸平三年（1000年）。真正成为宰相，是在景德三年。尽管王旦深受真宗的尊敬，但是其政治地位终究是不及李沆等人。

封禅属于形象工程，并不是君王个人喜好无止境的复加。真宗执意封禅，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为了昭示皇权而有意为之。关于这一点，我们在门门“满分”的圣相李沆，怎么教出一个将将“及格”的宋真宗？有详细的阐述。

从政几十年的王旦，这点还是拎得清的。真宗可以放弃部分权力给宰相，但是绝对要维护皇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而自太宗“烛影斧声”所产生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王旦是看得见的。真宗继位同样也伴随着不安定因素，这个时候皇帝封禅的意图就很明显了。况且皇帝的姿态已经很低了，如果继续反对，恐怕会适得其反。而且以真宗朝的岁入来看，是可以支撑这场浩大的活动。

宋太宗赵光义，字廷宜，宋朝第二位皇帝。本名赵匡义，后因避其兄宋太祖名讳而改名赵光义，即位后又改名赵炅

真宗行贿在达成自己目的的同时，其背后另一个重要人物，也借此达成了自己的目的。就是被称为“瘿相”的王钦若。行贿事件，包括后来的泰山封禅，都有王钦若活跃的身影。而从王钦若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则可以延伸出真宗朝士人集团的“南北之争”。

所谓“南北之争”，并没有像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一样的明朗化，更多的是由区域性所引发的冲突。其初始便是由来自南方的“五鬼”，也就是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五人所引发的。其中的王钦若更是北宋开国以来的第一位南人宰相。

王钦若，字定国，临江军新喻县（今江西省新余市）人。北宋时期大臣，五鬼之一

在“五鬼”出现以前，朝廷的执政者全都是北方人，真宗一朝共有十二位宰相，除王钦若、丁谓其余皆是北方人。而对南方士人的地域歧视更是成为主流思想，寇准就多次发表歧视南方士子的言论“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就连作为天下共主的真宗也曾说过“吴人轻巧”。王旦就曾称赞南人杨覃“覃素以吏干称，江浙人中罕见其比”，其中就隐含着江浙人不为吏干的观念，很明显的地域歧视。

而执政者在开科取士、人事任免等方面，也将北人、南人作为一个重要的身份标签。在这种环境下，南方士子一直处在不公平的位置。

丁谓，字公言，苏州府长洲县（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北宋初年宰相、奸臣、五鬼之一

随着“五鬼”相继入朝，并且逐渐取得一定的政治地位后，与北方士人集团的冲突便不可避免地发生。南方士子的进仕，也决定了北方士人集团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政治优势。

王旦时为宰执，是北方士人集团的代表人物。王钦若时为天书仪卫副使，是真宗后来一系列封禅运动的主要策划人，和三司使丁谓一起成为当时南方士子的代表人物。而王钦若怂恿真宗以行贿的方式说服王旦支持封禅，可以说是把王旦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无论王旦是否支持封禅，从接到真宗珠宝的那一刻起，王旦在封禅这一回合就已经输了。

但是耿直如王旦，虽然无法阻止真宗的封禅运动，但是却能将王钦若阻于阁门以外。即使王钦若促成了后来的封禅运动，成为让真宗每见之必笑的宠臣。但是王旦仍然以“祖宗朝未有南人当国者”为由，拒绝真宗拜王钦若为相。致使其在王旦有生之年始终未能拜相，直到王旦身死后，才被加封为宰相。王钦若更是言道：“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非常讨厌真宗搞的这一套封禅运动，很多时候这种厌恶甚至是不加任何掩饰的。《宋史》记载“旦为天书使，每有大礼，辄奉天书以行，恒邑邑不乐。”；

真宗组织大臣们观看《祥瑞图》时，王旦公然声明说：“臣顷为大礼使，有奏祥瑞，非臣亲见也，据司天监邢中和状耳。愿令史官并书其实。”很明确地告诉皇帝，我没有看到所谓的祥瑞，只听到了有关部门的报告。并且让史官如实记录所发生的一切，让后来人看清楚所谓“祥瑞”的同时，也是为自己开脱留有余地。

后来在批复王钦若、丁谓等人所上的奏折时，甚至看都不想看，直接“瞑目取纸封之”，旁人问为何不阅览，王旦回道：“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

没有阻止真宗封禅，成为王旦一生的污点。宋史评价：“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斯则不及李沆尔”；

《长编》则将王旦与五代时期的“政治不倒翁”冯道相提并论：“议者谓旦逢时得君，言听谏从，安于势位，而不能以正自终，或比之冯道云。”

在真宗封禅这条路上，王旦虽然勉强着走了下去，但是却走得很焦虑。估计王旦活着时候连身死后的骂名都想好了。但无论骂也好，捧也好，王旦还是做完了他认为对或者不对的所有事情。至于皇帝给的那盒珠宝，王旦估计一生都不会再打开。他宁可装作没有收到这盒珠宝，那么自己至少还被骂得好听些。

参考资料：《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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