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羽为琛 矧此瑰宝——徐行可捐赠湖北省博物馆书画碑帖文物综述

第一部、弁言

六十多年前，徐行可令嗣遵训将一生收藏古籍10万册和书画碑帖7千余件无偿捐赠给湖北省图书馆和湖北省博物馆，其中书画碑帖构成湖北省博物馆馆藏书画碑帖类文物主要藏品。在湖北，如此分量文物捐赠可以空前绝后，无出其右者。

一、徐行可访书、藏书、护书

徐行可一生行迹、交往，主要以访书、藏书和诗文活动为中心，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徐行可所处时代，正逢清末民初朝代更迭，军阀混战，社会动荡。收藏世家因遭兵乱而不能自守，纷纷抛售所藏，故物星散。徐行可秉持好友、国学大师黄侃之言“当今国家，第一当保全匡郭；今日学术，第一当保全未来”，在战乱中购买、抢救、守护大批珍贵文物，以免遭毁坏或流失。徐氏常年外出访书，或京邑、或湘州及西子之畔，回汉皋即校阅所收不懈。徐氏凭眼力大批收购，日固无暇，历时50余年，收藏颇丰，蔚为大观，成为近代著名藏书大家。其收藏以古籍善本为主，兼及书画、碑帖。其藏书较多明清善本，尤以清代稀见刊本、钞、校、稿本为主，且多有考据校勘。

徐行可稽古之乐之笃深，其行故实不知凡几。且屡购书之豪举与痴迷，一时传为书林佳话。仅就其少有注意往事，遂略作钩沉，亦为书林增添可读谈资。

徐行可嗜好书画金石碑帖鉴藏，热衷亦非一日之功，早在从日本留学回来不久开始收藏金石碑帖，只要是自己心仪藏品，重值购置雅致豪举时而有之，甚至不惜代价。徐氏在生活上却十分简朴，连撰写文稿多用破旧废纸。在整理徐氏捐赠书画碑帖中，常常遇到其用使用过牛皮纸和旧信封做碑帖册页封面等。

古书画实在难得，即使有幸相遇，盖有稍纵即逝之机，价格也昂贵异常。徐氏购买古物，常重价奚吝金累千，即乃破悭以重值得之，置之不问。如黄侃在徐氏藏《倪元璐行书楚词句轴》有跋：行可曾于武昌见一傅青主传题倪元璐诗折扇，欲购未得，常用慊然。后偶获倪元璐书一帧，欢喜无量，因忆青主是诗，令侃书之装置倪帖之下。窃印景行，如晤二贤于一室。行可稽古之乐，珠还合浦之叹，诚非常人所有哉！又于徐氏藏《麓山寺碑》黄侃题跋可知：徐行可游南京，于帖肆见临川李春湖旧藏《麓山寺碑》南宋拓本，以高价得之此拓本，前一页所谓黄鹤仙刻者，别为一骨董人窃去，行可卒费一月之力，百金之资而得之。徐氏购此碑所费不菲，应不下数百金。其情堪比张伯驹当年罄尽家财购陆机《平复帖》无二致。徐行可何以下此决心不计成本购入此碑。徐行可宝爱《麓山碑》并非一时心血来潮，醉心已久，形诸梦寐矣。《麓山寺碑》作者李邕乃江夏高才，且刻碑者黄鹤仙同为江夏人。徐行可因仰慕同为江夏乡邦之先贤，其情其景可敬可叹。

黄侃在丙寅（1926）中秋前二日在徐氏藏康熙拓本《顾刻孙过庭书谱帖》云：“蛰居一廛，兵尘蔽日，而行可有心赏帖，余有甘作钞胥，可谓两嬯子矣。”史载：1926年9月3日，北伐军发动武昌战役，在易守难攻武昌城前，蒋介石采取围城战，竟然持续了整整四十天，武昌变成一座“孤城”。徐行可与黄侃两位悠然徜徉于千年古物间，有种超脱尘世之感。

徐行可所处时代，战争与灾难不断。中国大量珍贵文物遭到空前毁坏和流失，在历史长河中，屡因战乱而损毁失宝物可谓天文数矣！徐氏藏书画碑帖中有许多跋语言及宝物所失之情。如徐氏藏《孙慎行说易稿册》有古人跋云：咸丰丙辰（1856）夏六月，避居常郡之叚庄，晤星甫于舟中，得谂尊人藏有先文介公注易卦稿书，每以未及一见为憾。越癸亥（1863）冬，重晤星甫于金陵。出示此册，为语，城陷后，家藏书物尽付劫灰，此独保全无恙。因念文介公墨迹，吾家所传《栀子花记》，今亦依然藏诸行箧，当有神物呵护，垂之永久。敬观数回，不独为星甫幸，尤觉感悚而自幸也。

徐行可原本家业甚大，但在兵燹中，生活已十分窘迫，甚至于典卖衣物。徐行可虽经多次战争和灾难，其所藏因悉心守护，有如神护奇迹般完璧保存下来。徐行可经历最大灾难是日本侵略中国。1938年，抗战时期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当日寇炮火在武汉上空隆隆响起时，当时城内一片混乱，达官贵人、富商豪贾，不少人挟金银细软，纷纷逃离。徐行可嗜书成癖，爱书如命，心中最放心不下其几十年心血收集文物，竟不肯躲避，毅然留守，誓与书共存亡，足见其嗜书如命。多次冒着战火将武昌积玉桥旧居数万册古籍装箱，往还长江两岸运到汉口法租界。后来积玉桥旧居被炸毁，这批藏书算是幸免于难，实为天人同鉴之。徐行可誓死保护中华文化瑰宝事迹屡见不鲜。其中王铎草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颇为传奇。王铎是明末清初书画家，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日本人非常推崇王铎书法，奉若神明。日本侵华期间占领武汉，徐氏为保护藏书，不顾身家性命坚守武汉。日军驻汉特务部长柴山兼四郎刚到武汉，听说徐行可藏有王铎草书《题野鹤陆舫斋诗卷》，他强烈要求购买，徐氏坚持高尚民族气节，始终不为所动。此卷草书洋洋洒洒达五米多长，如卷后有跋评云“兴酣落笔，擘窼狂草，风雨发作于行间，鬼神役使其指臂，顾其后，亦颓然自得矣”，此王铎书法精品因徐氏誓死相护得以幸存留之乡梓。徐行可所留存下来，不仅是古籍文物等实物，更多是传递对中国传统文化崇敬之情。

徐氏所藏书画碑帖，多请名人题铭跋语，这些题跋，或不仅是书法艺术，或美文小品，且更属宝贵历史资料。

徐行可出外访书，常常行箧中袖有得意书画碑帖藏品多种，拜访名家，遍征诗友题跋，或几于袖角裙边，尽姓名矣。其名人题跋较为集中有多种，如《方苞姚鼐诗册》，方苞姚鼐书诗稿仅各一帧，均为七言8句诗，徐行可收藏方苞姚鼐书诗稿时间应不晚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姚鼐与同邑方苞、刘大櫆合称“桐城三祖”，开创历史中国文学史历时最长、人数最多、影响最大文学流派—桐城派。姚鼐被誉为“清代古文第一人”，徐氏另捐赠其2件书法，而方苞墨迹极为稀少。此虽片纸零简，二贤合璧，迁流历劫亦弥足珍重，徐行可知纵使片纸尚可矜贵，而寥不甚称。徐行可湘、京、浙等地访书期间，常随身襟袖间藏此稿。从最早1922年晚至1957年等，跨越35年，分别有刘善泽、王福庵、张宗祥、徐桢立、王啸苏、赵曾俦、邓之诚、陈曾寿、商衍瀛、徐宗浩、张玮、马一浮、郦承铨等，达13位文人学者唱和题跋。长笺短褚无虑十数种之多，且精心重新装池成册，俨为巨制矣。洵艺林一钜观，亦可知行可苦心矣！如同光时拓本《汉君子馆砖拓册》，仅有汉砖拓片数种，徐行可倩著名学者、诗人马一浮、潘承弼、郦承铨等赋诗、题跋，此册拓本倍增辉。《刘淇刘汶诗卷》，有徐行可1917年自题8百余言识语及1936年杨树达、余嘉锡、高步瀛等数千言题跋。《翁方纲行书诗礼札卷》，有1924年黄侃题签、题跋4处，云“纵使片纸尚可矜贵，况如此长卷乎！宜行可之视为枕秘也。”及陈曾寿、陈祖壬等题跋。《王守仁行书良知诗四绝卷》，有王福庵引首、章太炎、马一浮题跋，另有1930年黄侃为此卷题篆书引首：阳明手迹。《查继佐山水卷》，有马一浮、蒋国榜、张宗祥等题诗和跋语，及徐行可自题唱和诗。此情可谓累累矣！不一一赘述。

二、徐行可诗文、书法

徐行可作为藏书大家，博古好学，以精通古籍版本目录学著称.不仅精于校勘、细于考辨。徐氏收藏大量书画金石碑帖，几乎真迹无疑，罕有赝鼎之作。应归于徐氏相关中国古代文史方面知识亦惊人地丰富，且深谙古文、音韵训诂，精通历代书法，凡名家墨迹、碑帖摹刻之优劣、鉴藏流传之经过，皆了然于胸。相关金石文献、书画著录、校碑考帖书籍也非常熟悉。

徐行可更有感时怀旧文人情怀，偶有诗文。徐行可虽不以诗书名，散见于所藏书画碑帖中有许多手校、题识，多为徐氏平时记录、考订、研判及心得，乃平时读碑鉴帖阅书之随手题于简端者，微言大义，皆其深造有得，卓然见道之言足以启迪后世学人。

徐行可虽学识广博，一如好友黄侃“述而不作”，没有著书和诗词文稿传世，乏有著作等身。徐行可诗文并不多见，在徐氏藏书画题跋中，偶有唱和之诗，可见其诗文功力。如《查伊璜山水卷》，丙申（1956）立冬，蠲叟诗翁赐题查东山画幅，敬依元韵次答，秦火燔旧典，遗经閟古香。……（五言24句略），依马一浮题诗而作。徐行可有一定国学根底，亦能诗善词，见诸报刊更为稀见。仅有《制言》所见早年徐氏诗文11种。正如徐行可这样一个有文化底蕴的藏家，笔端无时不透露出其学养的光泽，正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徐行可珍藏古物，精心治学之迹，其书生本色、忧国情怀时见于笔端。

从徐行可所流存墨迹看，书法亦典雅可点。徐行可一生阅书画、碑帖无数，或经眼，或收藏，日浸淫其中。徐行可虽不以书名世，其书法面貌较多，从留存大量题跋、识语可知，徐氏书法得益沉浸大量书画碑帖，对前贤名迹临习应坚持不懈。留存墨迹不仅是书法精美墨宝，更是先生临池心得和鉴定判断。徐氏捐赠书画碑帖中留存有徐氏墨迹11种，多为考订之语，不乏相和诗文之作。其书法特点一种为魏碑结体，苍辣稳健。或信手写去，一派天机，从中可看其硬辣奇崛风格，具备刚硬的北碑质感。且碑帖并蓄，可谓得益于好友马一浮等谈文论艺于秦汉碑版、晋宋法帖，多有汲取，融会己意。此书体在徐氏大量碑帖题识中显现。另一种为流行秀润之气“香光体”。董其昌书画及理论可谓里程碑，董其昌对于当代及后世书画影响更大，徐氏捐赠含董其昌书画作品达13件之多，徐行可曾收得董氏《钱公志真迹》，欣喜无量，倩黄侃题其书斋：“思玄室”。徐行可耳濡目染，领悟董其昌笔法精髓，如《查伊璜山水卷》及《刘淇刘汶诗卷》有徐行可题跋，后者达8百余言，均为有清以来流行飘逸散淡的董字“香光体”，此为徐氏流丽的帖学一路。

徐行可所藏书画碑帖，许多经过重新装池。通过徐氏捐赠大量书画碑帖中可见到许多印迹。可以从中体味徐氏对其藏品精心呵护。徐氏大量好友题签、题跋，大多重新精心装池入册或入卷。如1931年黄侃在徐氏藏晚明拓本《景君铭》册题跋云“右张石州签注，周季木迻录，徐君行可得此本时，以之坿褾于后，侃为志之。”徐氏应定期为其新收书画碑帖装裱，亦有许多无暇装裱，仅用旧报纸、牛皮纸及来往邮件信封包装，不巧其中上面留存不少墨迹，如有王福庵、黄清若、黄聚生、余逊等往来信封，大体为邮寄碑帖、印谱和古籍等之类。此中或可提供徐氏些许珍贵钩沉旧事。

第二部、书画卷

徐行可捐赠鄂博大量书画，大多为书画艺术珍品，可以演绎半部中国书画美术史。为鄂博接受私人捐赠无论规模数量还是质量均最大一次。

徐行可捐赠书画近8百件。最早有唐代经卷，主要以明清书画为主。明清书画主要流派重要书画家均有涵盖，且包含大量明清时期著名学者文人墨迹，其中明代书画达111件，另有明代名人手札册3件，含明人手札37通。徐行可有鉴藏印“廿四明贤书画室”，可知对明代先贤名迹之重视。

徐氏捐赠明代早期浙派有吴伟和蓝瑛作品，明代中期吴门画派包括文征明及子文彭、文嘉等文氏一脉作品达26件。明代晚期松江画派作品18件。明代后期书法，以董其昌、邢侗、张瑞图、米万钟四人最为著名，合称“晚明四大家”。除邢侗外，徐氏均有捐赠。明末书坛王铎、黄道周、倪元璐三人，徐氏均有捐赠。

徐行可收藏书画重要初衷就是保存乡邦文化，尤其重视文献史料，虽古代先哲尺牍片纸亦加珍惜。其捐赠中分量较重是大量学者手札、手稿等墨迹，这里蕴含丰富内容。仅明清名人手札、诗词册页达30余种之多，其中明清名人汇册达9种，所含手札或诗词等达226通（种）,这些先贤尘封墨迹尤可复原一桩桩隐没已久陈年往事，封印着数不尽历史隐秘。如《晚清书札墨迹册》手札达93通，此册均为道光、咸丰时著名藏书家共18位，他们多为江浙一带藏书家，或精通经史，或擅长古籍校雠。主要集中于杭州地区，多围绕劳格、劳权兄弟展开。江浙一带为我国最发达经济区域，加上长期以来传统尚学风气，江浙一带涌现很多藏书名家，可以说占全国大半江山，成为明清时期藏书家云集中心。此册内容十分丰富，达数万字，可以了解清末道光、咸丰时期江浙一带，藏书界古籍买卖、鉴定、收藏、借阅、抄录、校勘等状况，其中有反映太平天国给江浙藏书带来许多巨大毁坏惨况。

一、明以前书画

徐氏捐赠明代以前书画有《唐写维摩诘经卷》上、下2卷，分别有杨守敬和黄侃所书引首。其中1卷有1910年徐行可忘年之交杨守敬题跋，云“行可得日本古写维摩诘经，嘱以旧拓龙藏寺碑中‘具诸佛智’四字题其端，亦可谓自然巧合者矣。”及黄侃1924年题跋且更正杨氏之说，云“此唐写而在日本得之者，星吾世兄遽谓日本古写，小误。”等。

二、明代书画

明代出现以地区为中心的名家与流派。主要为早期以戴进、吴伟代表浙派，中期以沈周、文征明为首吴门派，晚期以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为代表松江画派。徐氏捐赠中均有其大量作品。

1、浙派

徐氏捐赠有浙派大家吴伟《雪渔图》，吴伟为江夏人，又称为"江夏派"，在明成化、弘治年间影响较大。此《雪渔图》为吴伟中期佳作。目前所知，存世有广东省博物馆及故宫博物院，画面与题材基本相同，为左右错置，故宫本山脉坡石在右侧，渔汊港湾在左侧，鄂博本相反。均为绢本，高近2.5米，宽过1.5米，可谓高头大卷。

蓝瑛祖孙三代传承有序，被称为“武林派”，是杭州画史上最大职业画家族，或称戴进“浙派”殿军。徐氏捐赠蓝瑛《松山云起图》和《楚山清晓图》扇页2件，前者为丈匹大幅，青绿设色，笔墨苍劲，气势恢宏。后者为1611年27岁早年作品，仿米氏云山。蓝瑛20岁随董其昌学习书画，董其昌曾于友人处借临米芾《楚山清晓图》，蓝瑛或许在董其昌处见过此图，或是临仿过董的临摹本。传世蓝瑛有二个临仿本，此《楚山清晓图》扇页仿于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是为现存蓝瑛山水画年代最早的作品。

2、吴门画派

徐氏捐赠以文征明为代表吴门画派作品众多，最早以明朝苏州第二位状元吴宽，文征明文氏家族一脉相续，继文征明、延文彭文嘉双雄，苏州史称四大“状元宰相”之一文震孟，续及文点。

吴宽官至礼部尚书，为吴门第一儒雅绅士，文征明受业于吴宽。吴宽《谢文太僕送匏研诗行书轴》，为谢文征明之父—文林所赠砚而书，吴宽与文林为同科进士，文林曾任南京太仆寺丞。正如此轴云“应念老夫同气味，百年文苑幸相依。”吴宽书学苏东坡，从此轴可知“石压蛤蟆”实是最形象比喻。

文征明《行书扇面》共3件，均为金笺，或文氏行书本体字，或仿黄山谷字体。文征明长子文彭以书法、篆刻见长，徐氏捐赠其2件书法作品，一为文彭《广川书跋册》，为文彭小楷录南宋董逌碑帖考释著作《广川书跋》抄本，第5卷至第10卷。后有项元汴观款，册中有文彭多处朱笔校注。文征明父子与明代著名鉴藏家项元汴多有交往，其中文彭、文嘉兄弟与项元汴交往尤密，文彭曾为项刻印无数，他们经常充当项氏顾问。项元汴喜欢在收藏作品疯狂盖章，为其收藏一大特点，据考证，项元汴收藏品中钤印最多的为《卢鸿草堂十志》有将近100方。此册有项元汴收藏印达123方，24种之多，钤印累累，可创其记录矣！尤见项氏对此册赏爱备极之心。项元汴收藏书画精品常以《千字文》为序号，可知书画收藏之富，大量书画名迹均为其旧藏，明末清初学者朱彝尊形容他“海内珍异，十九多归之。”据统计，项元汴凭一己之力撑起故宫书画半壁江山。此册注为项元汴收藏“阶”字号，可知此件分量矣。此册有成亲王题耑、题跋，云“余昔藏祝希哲《夷坚志》，王雅宜《学古编》，皆商丘陈淮藉没物也。阅十余年，淮又藉，而余复得此，异哉！尝见文休承《严氏书画记》，使人慨多。藏之厚□不其然与，遂书以为子孙戒。”及成亲王题跋适盈百廿有八年后黄侃题跋。另有文彭《草书扇面》。文征明次子文嘉，书画承文氏衣钵，书法一如乃翁体。文嘉书画与其兄文彭不同，受其父文徵明风格影响更甚。其《山水册》16页，辛酉（1561）壬戌（1562）岁所作，为62岁，后有其万历庚辰（1580）80岁题记，右图左题画诗，画有山水、竹石。文征明曾孙文震孟，天启二年（1622）状元，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其《行书扇面》。《吴门四贤扇面》，分别为文征明曾孙文从先、文征明外从曾孙薛明益、文氏弟子钱谷之子钱允治及杜大绶合作小楷，其中薛明益小楷被誉为文征明之后第一人。及文氏六代孙文点《行书扇面》。

吴门画派四家之一仇英《文姬出塞图扇面》。仇英外甥尤求《罗汉册》，尤求与乃舅一样勤奋，尤精白描人物，论者谓其人物仕女继仇英称冠，为吴中名手。此册画罗汉于树木山间景色，用笔纤细而劲健，实为尤求之妙品。

吴门画派历二百年传承不绝。文征明弟子中成就最大要数陈淳，陈淳以草法作画，以画法作书，在明代与青藤徐渭最相似，有“青藤白阳”之称。如唐寅、王宠身染肺病盛年凋谢，陈淳饱受肺病摧残。徐氏捐赠其《草书古诗十九首卷》，嘉靖二十三年（1544）春，这也是陈白阳人生最后一个春天。气候变暖，对白阳山人病和精神，似乎产生滋润作用，于是呼酒命笔，搦管立就此卷，可谓其绝笔也。此卷有周寿昌、张宗祥题跋，杨氏云“此卷书古诗十九首，纵横盪决，出入于李怀琳、杨凝式之间，而转侧取姿，依然衡山家法。”可为此卷定论也。及文氏另一弟子陆治《青绿山水扇面》。

3、松江画派

清代晚期松江画派，陆深、莫如忠为先导，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沈士充等昌盛之。

上海陆家嘴因陆深故宅和祖茔而得名。陆深《手札册》，手札5通，给同乡著名御医顾定芳，陆深常请顾定芳至家中诊病，陆、顾两家可以说都是当时上海地区著名文化世家。此册可作两家交谊明证矣！

董其昌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是重要人物，不但在他在世年代，对江南一带绘画、书法和收藏都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在他身后，对于清代文化发生影响比他在世时候还要深远、广大。徐氏捐赠董其昌书画作品达13件之多，分别为《山水轴》、《山水册》2种、书画扇面4件、《行书喻庵秦公墓志铭卷》、《行书汤阴精忠祠记卷》、《行书程母墓志卷》、《行书钱忠所碑铭册》、《草书冒雨寻菊序诗卷》、《行书赠仲醇山居诗册》等。其中署年款有1610、1619、1625、1632、1635年等。2020年，故宫出版《董其昌书画全集》，为史上最全，全球各地顶级专家董其昌研究专家，在全世界搜罗和遴选，从43家馆藏单位甄选出绝对靠谱439件董其昌作品，鄂博有8件入选，名列第九位，均为徐氏捐赠。其中董其昌书碑铭4件，1、《行书程母墓志铭卷》，为程正揆母所书。后有程正揆题跋，云“先大夫乃宗伯督学吾楚时首拔士也，吾在史馆奉侍函丈，受教年久，曾为两尊人作五十双寿序书屏，旋以凤阳之难悉遭焚劫，此铭系宗伯遣唁时见寄于数千里之外，亦屡经百六之厄获存，乃两尊灵护也痛哉。”崇祯八年（1635）正月，李自成攻入凤阳，焚朱氏之皇陵，在凤阳之官僚及其家属少能幸免，时程正揆父亲程良孺为南京光禄寺署正，迁户部主事管凤阳仓，督储凤阳，程正揆之母与妻皆被杀。程良孺与董其昌交好，程正揆又为董其昌门生，此卷为董氏为程致唁之品。此卷未署时，应为1635年正月后程正揆之母去世不久所作，然明年香光即下世，殆近绝笔，此卷却无丝毫衰颓之迹，故可珍也。2、《行书汤阴精忠祠记卷》，明代天启年间董其昌撰写《汤阴县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祀》碑，是岳飞庙最为珍贵碑刻之一，清代“文字狱”严苛，因碑内犯讳之语，不得不毁版，可见此墨本之珍贵矣。3、《行书喻庵秦公墓志铭》，史载，董其昌与喻庵秦懋义为同榜进士即同年，二人之间多有交往。秦懋义其生卒年史无明载，史迹阙如，从此墓志铭可知秦懋义史略。4、《行书钱忠所碑铭册》，为同里钱忠所书碑铭，同里历官文渊阁大学士钱龙锡撰。此钱龙锡卷入明末“袁崇焕案”牵连论死，唯黄道周激于义愤，为钱龙锡辩冤。崇祯帝大怒，据理争辩，钱龙锡方得不死。此册未书年款，从款署董其昌所署衔“掌詹事府”，可知此册应书于崇祯五年（1632）以后。后有1721年张梦征、徐桢立题跋。另董其昌《行书赠仲醇山居诗册》，此1610年为华亭好友陈继儒所作。董其昌特筑“来仲楼”，请眉公去居住，他们常登楼阅览书画终日，董其昌赠许多陈继儒书画。他们一个高居庙堂，一个隐逸终生，但二人终生相契，人生异辙却艺事同心。董其昌弟子众多，有其弟子沈士充《云山扇面》。

松江大文学家陈继儒《行书谢庄月赋行书册》，1610年书，后有1634年张孝思、郁松年、罗维翰题跋，罗维翰云“公书兼法眉山、海岳得其精意，不斤斤于形象，寻求此册，书时漏下三鼓，禅斋夜午，秋月当园，想公含豪伸纸，振腕直书，正得週庭，所谓神怡务闲、时和气润，二合之妙。林泉风趣，不禁流露笔端也。”可为此册定论。

莫如忠、莫是龙父子在明代文人圈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董其昌对莫氏父子颇为赞赏，早年拜师莫如忠，莫如忠官至浙江布政使，董其昌在莫家私塾就读，得以结识莫是龙，与之谈书论画，奠定日后书画理论基础。徐氏捐赠有莫如忠《行书五言诗扇面》。莫是龙《行书与景峰禅丈手札卷》，此卷为莫是龙1581年与景峰禅丈谈禅论释之手札，共4通。莫是龙只活了51岁，所流传翰墨不多，此件为莫氏不可多得精品，正如卷后张祥河跋云“平生所见公书，此为第一，盖释形怡神之时正过庭，所谓四合也。”

4、明代官宦学者文人书画

徐行可所藏明代官宦学者文人墨迹较多。

聂大年博涉群书，笃意古文及唐人诗，善文工诗，造诣较高。其《手札册》有手札7通，未署年，从内容看应为晚年所作，手札云“始衰之年，不堪多病，见服药未见效。”史载，景泰六年（1455），朝廷修史，被荐入翰林院时已年过半百，体弱多病，苦于精力不支，终客死京师邸舍。此册有项元汴收藏印，足证此册分量。

官拜文渊阁大学士、四朝元老李东阳以台阁大臣主持文坛数十年，形成“茶陵诗派”。徐氏捐赠其二件《草书扇面》，可谓双璧，展示其独特融有篆隶遗意草书风格，分别为明大臣杨一清和汪进所作。李东阳门生邵宝，其《行书点易台铭卷》，绢本，长近8米朱丝栏，此卷内容分四部分：序、铭、诗文、款识，有吴昌硕题引首“生龙活虎”。邵宝书法名重于时，尤其行草书，写得飞动雄健，气宇轩昂，深得颜真卿笔意，有李东阳之韵意。邵宝为明代著名文学家，官至湖广布政使和南京礼部尚书等职，邵宝晚年回故里无锡，在惠山创办二泉书院，筑“点易台”，每日台上静坐读易。邵宝于正德庚辰年（1520）手书《点易台铭》，并镌刻四面碑。邵宝所筑“点易台”早已废圮，现存无锡惠山寺《点易台铭》四面碑，为江苏省省级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而其墨本《行书点易台铭卷》弥足珍贵矣。

名满天下心学大师王守仁可说是李东阳门生，李东阳为其考中进士主考官。王守仁尊为百世儒宗，程朱之后一人，可谓开创后世之文化。徐氏捐赠其《行书良知诗四绝卷》。王守仁集陆王心学大成，创立阳明学派，讲学期间，创作很多篇吟咏良知诗，其中以《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流传深远最广。嘉靖六年（1527），总督两广兼巡抚王守仁平定广西叛乱，第二年九月初八，朝廷派出特使冯恩以行人身份赍捧着皇帝敕书和彩币银，犒赏王阳明军，成为明代理学大师弟子，阳明遂书四绝句旧作以赠之，即此《行书良知诗四绝卷》。此卷书于嘉靖戊子（1528）九月望日，书离去世只两月有奇，以为绝笔可也。卷有王福庵引首、章太炎和马一浮题跋，章氏云“观文成书，似初拙晚巧者。盖亦所谓良知有妙周疏六虚者欤！”王守仁、马一浮为浙江绍兴理学家和书法家，章太炎、王福庵为杭州人，均为浙江先贤。此卷浙江四贤聚首，因徐氏默契而巧合，实为一大观矣。另有王守仁1504年早年33岁所作《行书送别诗扇面》。及王守仁手札，为正德九年（1514）春作者于滁州任上所作《龙潭夜坐》，时年四十三岁。王阳明墨迹现存世不多。在2017年王守仁故里举办绍兴《圣贤之祖—阳明的故事》专题展览，汇集全国公立博物馆藏王阳明重要墨迹，出版《王阳明书法作品全集》，徐氏捐赠上面手卷和扇面入列，为首尾两件作品。可知为王阳明现存最早和绝笔之作。王阳明是一代心学大师，其哲学思想巨大身影，不仅掩盖政治和军事功勋，更掩盖其书法成就。王阳明书法可称明代大家。明代徐渭曾称书圣王羲之“以书掩其人”，王阳明则“以人掩其书”。

王守仁门生众多，徐氏捐赠有王畿《行书诗册》、罗洪先《行书王阳明语录中堂》。王畿为明代中期阳明学派重要代表，王阳明逝世，王畿守丧三年，后讲学四十余年，致力传播研习发展王学，此册书王阳明游九峰诗二首，书法亦受其师影响。罗洪先为嘉靖八年（1529）状元，亦为阳明学派重要继承者和开拓者，此《行书王阳明语录中堂》，节录王守仁《传习录》。有黄国谨题跋，“龙谿（王畿）有与念菴（罗洪先）书云：‘贵省自廓翁后，青原复古诸会，所荒落殆甚，主盟斯道者，不可无人。’念菴任道之重，龙谿推服之深，概可想见。”冯从吾官至工部尚书，创办关中书院，人称“关西夫子”，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集大成者，东林党在西北领袖。徐氏捐赠其《行书横幅》。

素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南京，一直是文人墨客汇聚之地。金陵“息园”常常置酒高会、诗文唱和，主人乃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江左风流人物顾璘，与陈沂、王韦，人称“金陵三俊”，顾璘与吴门关系密切，尤与文征明交为莫逆。居金陵陈沂，曾入翰林院与文待诏时共酬唱最相契。顾璘陈沂《行书册》，顾璘书15页，陈沂书3页，顾璘善行草，“笔力高古，翩翩有晋人意。”陈沂书法苏东坡，自号“小坡”，与另一位吴中学苏体宿儒“我家吴先生”吴宽不相上下。此册为赠半峰和尚，半峰和尚为南京天界寺法师，或称半峰上人。天界寺与明代君臣、高僧、蕃使以及文士，早就结下不解之缘。

晚明东林学派重要代表人物，政治家、理学家孙慎行，为文学家和抗倭英维唐顺之外孙，累官至礼部尚书，因明“红丸”案受牵连，精研易理，徐氏捐赠《说易稿册》11页，为《注易》残稿，就好比那蔡邕从火里救出焦尾琴，虽尾焦，音色极佳。此稿本涂划圈点甚多，有5处校定处。无署名。有沈昭兴、严杰、李兆洛、孙方与、邓传密和沈曾植等题跋及谢增、庄绶甲、管绳莱等观款，从题跋可知，孙文介手稿先为刘企埰所藏，由于此稿杂乱无序，刘嘱李复来编排此稿，后李复来索得此卦稿本，其余归之。高世泰为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子，为东林学派传人，徐氏捐赠其《行书扇面》。

徐氏捐赠明代文人学者书法作品还有王璲《行书五言律扇面》、王惟俭《行书秋风诗扇面》、智舷《行草吕城夜泊扇面》、高朗《楷书小谢希逸月赋扇面》、祝世禄《行草树芸斋诗扇面》、晚明复社发起人太仓二张—张溥和张采《诗卷》、潘一驹《行书送友人谒选诗扇面》及明末科学家徐光启《行书扇面》等。

5、晚明书法家

徐氏捐赠明末书法家作品众多，除董其昌外，有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王铎、米万钟、李流芳、陆广明、朱正己、王锡绶等。

张瑞图以擅书名世，与董其昌、邢侗、米万钟齐名，有“南张北董”之称。因魏忠贤生祠碑文多其手书，最终位列“魏家阁老”，为士林所不齿。但其艺术上的才华却使他成为晚明时期最有创造性的书法家之一。张瑞图以方折、断笔、人性而突出，用笔尖锐铦利，少含蓄静穆之意。徐氏捐赠书法作品达9件，手卷、册页、立轴各3件，多为明天启年以后晚年作品。其中《草书驄马行瘦马行诗手卷》，有著名鉴藏家梁章矩题签，及刘楚英题跋，云“余于同治戊辰（1868）冬及庚午（1870）冬雨，次借观，反复展玩，深喜此老，下笔如风樯阵马，所向无前。每转必折，每折必劲。笔虽偃而锋甚圆，墨不赘而气自舒。”可作张二水书风之评定。其《草书巨幅》，草书“狂歌见月时呼酒，嫩性临风欲弃瓢”，高达3.36米之巨，果亭山人以如椽之笔，借酒临风而作。

晚明书坛，黄道周、王铎、倪元璐三位书法家形成鼎足之势，均为同年进士，同事于翰林院，并称“明末书坛三株树”。徐氏捐赠倪元璐书法作品7件，均未署年，根据书风可知为晚年所作。一为《奏稿手札册》，其中奏稿用朱墨笔几经涂乙更改。奏稿内容主要是请崇祯皇帝批准崇祯十五年以前人民欠赋以现金折纳，同时顾及宫廷之争，请皇帝独断。这份奏稿属草者，无年月名款印，推算当在崇祯十六年（1643）五六月间，倪元璐于是年五月十一日任户部尚书。即提出实做、大做、正做之所谓“三做，奏稿所写是正做中之一环。”9通手札，多为报平安家书。其中倪元璐《行书楚词句轴》，有黄侃长跋。徐氏捐赠黄道周作品3件，其《草书两还诗卷》，崇祯五年（1632）黄道周因病请求归休，离京时上疏崇祯帝“退小人，任贤士”，获“滥举逞臆”之罪，削籍为民。黄道周罢官返乡漳浦南归，途经南京，于长干僧舍所作此诗卷。有鲍震书引首“忠贤翰墨”，万光炜、钱东、郭琦、孙尔准、杨士镛、伍福、沈蕙田、方鼎锐、赵晋、王鲁传、沈春熙、马一浮等众人题跋、观款。及马曰琯、何昆玉、何瑗玉兄弟、易忠箓收藏印。此件跋语众多，承载丰厚信息，不可小觑声名与影响。其中万光炜跋云“此卷录辞官时之作，笔意遒劲，直逼魏晋，非胜朝诸名家所可及也。先生立朝气节当与文文山先生并传，岂特笔墨之工足垂不朽哉！”可知此卷为石斋不朽之作也。另《小楷临曼倩传册》，黄道周时值1631冬，“在告燕邱”之际作。有章炳麟、诸宗元题跋。及其绢本《行书轴》。同为三株树之王铎与倪黄二位同年赴死成仁有着异途之憾，黄道周和倪元璐并不以书家自期，而王铎则希望书史留名，但如他自己所云“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他所倡导与实践气魄宏大连绵草书，在晚明书坛独树一帜，其流传书画相对较多，徐氏捐赠有王铎作品达6件。最早为辛未年（1631）40岁《行书扇面》，此时为王铎书法定型时期。最晚为辛卯（1651）60岁《行书轴》，距去世一年有奇。其中4件书法作品均为近丈匹尺幅较大绫本立轴。王铎喜书高堂大轴，亲家薛所蕴观其作书，曾有这样记载：“有时纵笔为大书，枯藤老柏横参差，崩崖耸壁互奔趋。”无论绢素，只要是精良，王铎都乐意挥写。王铎一般以绫作书，以绢作画。王铎曾告知求书者“了一端淞江绫”。徐氏捐赠最重要王铎书迹即《草书题丁野鹤诗卷》，王铎为丁耀亢草书诗卷，有五言诗十首。引首为丁耀亢门生卢震所题，卷后题跋有卢震、蒋维藩、卢豫、卢询、尹耀宗、尹兴宗、赵滂、陈尊默、余嘉锡等题跋。王铎此卷草书纵笔挥洒，酣畅淋漓。正如丁耀亢门生卢震题跋所云：“生龙活虎，不可摸捉，孟津所得意笔。”

徐氏捐赠有明代其他书画家作品：米万钟《行书扇面》、陆广明《小楷扇面》、朱正己《千字文册》、王锡绶《仿夏禹玉山水轴》、祁豕佳《行书扇面》等。陈谟《青绿山水轴》，陈谟善画青绿界画山水，画作罕见。

6、明末清初遗民书画家

明清鼎革之际，明清易代，山河变色。一些决意不事清廷，以出家隐逸特立独行于世，潇洒自由创作文人书画，称之为遗民书画家。

徐氏捐赠明末清初遗民书画家有恽向、周容、徐枋、查继佐、胡承渃、八大山人等。恽向绘画作品3件，恽向在明末清初画坛有重要地位，为清初大家恽寿平伯父及绘画老师，黄宾虹推崇恽向，受其影响颇多，且取别号“予向”。其一为《山水册》，右图左题。山水多为倪氏山水。恽向为绘画理论家，其题画诗许多为山水画论方面独特精辟论述。恽向题云“画册八种，盖于东平归复抵灵隐山中。自春徂秋，凡七阅月而成，时年六十有六。”可知为经意之作。册有清代著名收藏家孙承泽20个收藏印及谢善诒藏印，更为此册增辉矣！周容为宁波诸生，负才名，有侠气，精于诗文书画。其《行书感应篇册》，为1673年录道教经典《太上感应篇》，所录内容偶有遗漏或假借之字。如周容在附记中言，避有家讳，如“召”缺一横，避讳周容父周召。并言其自辛卯年（1651）20余年来书《太上感应篇》百数册，断言：“凡皆如此其有妄自添足之者，后人必知非真迹也。”及“召”字不缺笔者为赝鼎。可作为鉴定周容墨迹依据。有马一浮题跋，云“鄮山不应鸿博，自比商容，其人品可知，书法园润，深得松雪书味。”徐枋为“吴中三高士”之一，其父徐汧明亡殉节，入清隐居终身不入城市，卖画自给，徐氏捐赠其书画3件。海宁抗清志士“浙东四大史家”之一查继佐《山水卷》，有1675年明末遗老周廷栋题跋，及蒋国榜、马一浮、张宗祥题跋，有徐行可依韵题诗。赵垣、陈锡钧、王文农等收藏印等。胡承渃为湖北天门人，明末清初文学家，崇祯举人，隐居天门巾柘间，其《行书轴》。法若真誉为清初文坛“海内词坛尊宿”，其《草书五言诗扇面》。另八大山人《荷花小鸟扇面》。

7、明清手札

如南北朝时期谚语所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可知书信在古人生活中地位。徐行可于乡先辈片楮只字，莫不珍惜。徐氏捐赠明清手札集册《明十家手札册》、《明贤墨妙册》、《明代名人诗册》、《明清名人信札诗册》、《明末清初手札册》、《清人书牍》、《晚清书札墨迹册》、《清代诗人诗词手札册》和《晚清诗词墨迹册》等9种之多。

（1）、《明十家手札册》10札，有杨一清、王衡、祁承业、熊文举、吴奕、管绍宁、姜逢元、余煌、董其昌等十人。这里许多为明代著名官僚或学者，杨一清历经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为官五十余年，官至内阁首辅。王衡为王时敏之父。吴奕为吴宽姪，继吴宽活跃吴中文坛。熊文举官至吏部侍郎，清初驰名文坛。等等，不一一而足。

（2）、《明贤墨妙册》11札，有文征明2札、祝允明、李应祯2札、陆深、王鏊、文震孟、张翀、徐枋2札等，此册信札、诗稿多与文征明及师友有关，多为吴门大家。

（3）、《明代名人诗册》16札，有王守仁、罗洪先、李东阳、唐顺之、皇甫汸、陶望龄、顾起元、徐石麟、侯峒曾、毛奇龄、杨廷鳞、魏学濂、吕柟等，均为明代著名官僚学者。如理学大师王守仁、罗洪先师徒、吕柟和陶望龄，前二者内容为《龙潭夜坐诗》和《开先寺诗》。明代儒学大师、抗倭英雄唐顺之。这里有称“南都三清”侯峒曾、徐石麒及杨廷麟、魏学濂均明亡殉国，杀身成仁，尤以“嘉定三屠”侯峒曾最为惨烈，他们演绎着明代历史最后悲壮的一幕。及学者称“西河先生”毛奇龄等。

（4）、《明清名人信札诗册》35札，即有孙承泽、王铎、李尔育、沈荃、姚宗典、陆庆臻、冯溥、孙廷铨、宋之绳、钱棻、刘体仁、黄机、姜图南、宋德宜、陈奕禧、程邃、宋征舆、季振宜、李世倬、杨中讷、吴正治、陈廷敬、冯景、蔡升元、汤右曾、陈汝咸、赵执信、张大受、范骧、丘象随、陈紫芝、黄斐等。最年长者为唐志契，最晚到赵执信。时间为明末清初，主要活动于顺治至康熙时期。多为名臣，如孙廷铨、黄机、陈廷敬等；书画家有唐志契、王铎、沈荃、陈奕禧、程邃、范骧、李世倬等；诗人有张大受、宋德宜、宋征舆、赵执信等；著名收藏鉴赏家有孙承泽、刘体仁等。内容极其丰富。

（5）、《明末清初手札册》7札，有谭元春、金俊明、陈允衡、陈元素、徐枋等。谭元春为明代“竟陵派”创始人，其手札给好友顾凝远。金俊明、陈元素、徐枋均为吴门书画家。

（6）、《清人书牍》29札，最早清初吴山涛，至清末赵之谦，即有吴山涛、俊州、丁敬、卢登焯、翁方纲、邵晋涵、袁廷梼、钱伯垌、又曾、奚冈、舒位、毕沅、严长明、鲍廷博、张廷济、程恩泽、汪喜孙，文洪、包世臣、李锐、姚文田、显鹤、祁隽藻、麐、赵之谦、项名达等。其中上款为“里堂”即焦循者为3通，分别为袁廷梼、李锐、姚文田所书，焦循为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等，交游者有阮元、王引之、姚文田、李锐等。常与李锐一起研究天算之学等。其中李锐给焦循信中有云：“大作《释椭》一本，悉心展读，见所述图说，俱极简当明白，真不朽之盛业也。偶有一二献疑处，已别签出，今一并奉上，即希照入其签语，有未当教正。……阮阁学命校《测图海锐》，大约正月间可校毕矣。”舒位为诗人、戏曲家，善书画，尤工诗，屡试进士不第，贫困潦倒，游食四方。此札云：“春试届期，不能不去，尝于廿六日买櫂前行，而车马之费尚属茫然，欲向尊处商略所资，而贫士束装酬报之，期藏必诚恐有负知己，是以赧不出言，刻因为期甚促用，敢略布鄙忱，素荷关垂，幸望一筹，实非寻常纫佩也。”可知其景况可谓困顿如此。丁敬为书画家、篆刻家，其札为求罗聘画《红衣面壁初祖相》之事。毕沅累官至湖广总督，其札有“弟承特恩赏给轻车都尉”之语，可知此札应书于嘉庆元年（1796），或稍后时间，应为毕沅在武昌任湖广总督时所书，嘉庆二年（1797）七月，病死于湖南辰州军营中。此札可称毕沅绝笔。此册内容十分丰富，不一一而足。

（7）、《晚清书札墨迹册》93札，此册均为道光时著名藏书家共18位，分别为丁杰、王捷南、俞樾、元□、劳格、丁兆庆、朱学勤、周学濂、吴钊森、严章福、棋戚恒、胡琨、胡珽、叶廷琯、丁白、朱绪曾、周春、袁彝等。他们多为江浙一带藏书家或精通经史，擅长古籍校雠。

（8）、《清代诗人诗词手札册》84页，此札大多为清末诗人所作诗词及手札，共计32位，分别为陈逢衡、郑崧年、黄霔、周厚辕、沈维鐈、景柱、育仁、启汉、郑由熙、陈克家、王轩、周长森、陈长孺、樊彬、蒋兆鲲、李英、王鸿、裕英、夏燮、王柏心、洪钧、文廷式、许增、沈景修、杨守敬、杨毓秀、王懿荣、狄学耕、陈兆仑、宋弼等。此册分2部分，即清人诗词和手札。内容十分丰富。诗词部分，多为唱和之作，其中不下7位均为“绣山”作，即孔宪彝，道光时著名诗人。手札部分，内容亦十分丰富，如沈景修札中谈及作伪何绍基书法，云：“蝯叟对久已写好，以为极可乱真，兹特送呈。”

（9）、《晚清诗词墨迹册》50页，此册大致为清末，主要嘉庆、道光年间，诗人所作诗稿。有清代重臣、著名学者等，分别有茆泮林、屠倬、蒋沄、陈文述、符葆森、赵宗建、陈克家、十如居士、陈寿熊、刘书年、孙福清、吴大廷、徐琪、魏源、蒋芸、李士棻、丁寿昌、彭蕴章、潘曾莹、秦缃业、西斋、沈景修、王鹏运、易顺鼎、李龄寿、何维朴、梁鼎芬等27位。主要涉及“尺五庄饯春”历史事件，即1840年春，孔宪彝、秦缃业集同人于尺五庄饯春。梅曾亮、朱琦、潘曾莹、潘曾绶、黄宪清、张际亮、姚燮、许乃常、黄秩林等十三人与会。

三、清代书画

1、四王

清朝初期“四王”即以王时敏为首四位著名画家：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四王以董其昌仿古、师古为旨趣更多更胜实践。

徐氏捐赠有王时敏《山水扇面》，此扇面为王时敏77岁晚年所作，全图浅绛设色，浑茫苍厚，笔致老辣。王时敏和王鉴叔侄辈，因他们只相差六岁，王鉴《山水轴》，为王鉴74岁晚年所作，王时敏题诗堂，云“此图仿北苑笔法，山水、树石、屋宇、人物、舟车、器用，色色精工，尤称杰作。不待波斯胡当识其为至宝耳！”

徐氏捐赠王翚绘画作品5件，最早为40多岁所作“乌目山人”款《仿唐寅山水扇面》，50岁画于澄怀馆《仿古山水册》，60岁及晚年77、78岁《山水轴》。其中数件均有多种临本传世，如徐氏捐赠王翚《仿大年水村图轴》，所知另有传世双胞胎作品达3件。正如王翚自云“自童年时即嗜翰墨，得古迹真本，辙摹仿数纸，必得其神乃已”。另一件山水轴，与辽宁博物馆藏王翚《仿杏花春雨江南图》画面大体相同，均为临惠崇画作。我馆为戊子年（1708），辽博为辛卯年（1711）。

2、宫廷绘画

王武为明代吴门名臣王鳌六世孙，为清初院画名家，工画花卉禽鸟与清初恽寿平齐名，王武《花卉册》12开，1671年作，上有沈荃弟沈白1672年题跋，云“余过忘菴，索诗画者屦满户外，适出此册，搜阅未竟，而醴陵使者已踵门矣。”可知王武名气之盛，求画户牖为穿。此册其中最后二页，有题无画，曾来我馆书画鉴定大家徐邦达看后言：先题跋，后作画，有违一般习惯。沈白在空白处题言：“中二幅都未着墨，忘菴属余书以塞，其请愧非辋川居士何得。”其原委已释。另有《芙蓉小鸟扇面》。乾隆、嘉庆间曾分别供奉内廷余省《松竹扇面》、黄均《山水扇面》。

3、新安画派

新安画派是明末清初活跃徽州地区绘画流派。徐氏捐赠新安派先驱李流芳《小楷扇面》、程嘉燧《行书邀伎夜饮诗扇面》。鼎盛期主要成员施润章、戴本孝、梅清分别有《行书怀友诗扇面》、《行书悠然阁种木芍药轴》、《行书春草阁诗轴》。戴本孝书法功底深厚，目前戴本孝有独立书法作品极少传世，此件无年款，为晚年苍劲老辣书作。《行书春草阁诗轴》，为1690年梅清寻访“新安二汪”之汪洪度、汪洋度二兄弟于松明山所书，内容为《春草阁诗》三章。及吴焯《放棹高歌图扇面》。

4、金陵地区画家

“金陵八家”之首—龚贤《行书渔歌子词卷》，此卷未署时间，从骑缝章“草香堂”可知，为其晚年所作。草香堂是龚贤晚年康熙五年（1666）定居南京清凉山定居半亩园时所居庐舍名。龚贤行书渔歌子卷应多件，2012年匡时秋拍，成交价2070万元。另龚贤《山水扇面》，署“半亩”，应为1665年初冬，龚贤回到南京，在清凉山附近营造半亩园，为立家安身之处。半千时年五十七岁，正是由“白龚”转向“黑龚”，风格已经成熟之时。高岑《临刘松年山水轴》，高近2米，绫本，远山画法为南宋人常用泼染法没有勾线，就形成了自然过渡轮廓。胡慥《月季小鸟图扇面》，胡慥作品传世甚少，国内收藏且多扇面、册页。另籍贯或居住金陵有明末清初张翀、施霖，分别有《幽谷求音图扇面》、《观瀑图扇面》。王蓍《松树巨幅》，高达3.5米，王蓍、王概、王臬三兄弟能诗善画，王蓍名声似乎还没有其弟，即率先编绘中国画技法图谱，且风行清代300余年的《芥子园画谱》王概来得大。王蓍此画款署画于山飞泉草堂，即为其弟王概居所。

5、清代官宦学者文人书法

清康熙时期，李光地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为理学大家，《行书鹅湖书院四贤记卷》，1715年晚年作。黄侃题耑、引首。鹅湖书院，位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山麓，为江南四大书院之一，为南宋理学家朱熹治学之所。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等会讲鹅湖寺，各持己见，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书院自南宋至清代共八百多年，几遭兵毁，又几次重建。其中尤以康熙五十四年(1715)大加整修和扩建工程规模最大。此卷正是此时李光地乞休在家所作《重修鹅湖书院记》。李光地深得康熙帝倚重信任，康熙一朝六十载，以董其昌为尊，臣下无不逢迎，董书风行天下，李光地义不例外。此卷李光地书法，有明显受到董其昌书体影响。

桐城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散文流派，亦称“桐城古文派”。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桐城三祖，为桐城派早期三位重要作家。方苞为李光地门生，因戴世名《南山集》案受牵连入狱论死，经李光地进言得救。徐氏捐赠有《方姚诗册》，方苞、姚鼐诗词各1页，有王福庵、刘善泽、张宗祥等题跋。方苞传世墨迹极为罕见，张玮云“惟望溪先生笔墨思之五十年，迄不一遇，不知先生书法究作何体也。”郦承铨云“望溪书，向所未见，不意秀润乃尔。”徐氏捐赠姚鼐书法作品3件，即《行书诗轴》及书法扇面2件。姚鼐门生郭麐《行书七言联》。阳湖桐城派代表人物有张琦、李兆洛等，前者词与兄惠言齐名，其《楷书张伯绪谢东宫启屏》，1831书。其子张耀孙，字仲远，后者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20年，其《行书扇面》。

河南确山刘淇、刘汶兄弟，均学识渊博，工诗及古文，声望较高，有“二难”誉称。刘淇刘汶《行书诗卷》，康熙三十六年（1697）书，书法两段。有繆荃孙、杨树达、余嘉锡、高步瀛等题跋及徐行可题识。

宋荦、王鸿绪与高士奇作为清初官僚书画鉴藏家。宋荦官至江苏巡抚、吏部尚书，被康熙帝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与高士奇关系密切，宋荦曾纵览高士奇所藏书画，写下那首著名“昭代鉴赏谁第一，棠村已殁推江村”诗句。供奉内廷深得康熙宠幸和赏识，高士奇精考证善鉴赏，其《江村销夏录》为书画鉴藏著录，奠定其鉴藏大家地位。徐氏捐赠1700年秋作《行书扇面》，此时高士奇第二次在籍赋闲，前一年，康熙第四次南巡，高士奇在杭州西溪高庄接驾，康熙御书“竹窗”相赐。其长子高舆《楷书扇面》，录唐代王建《宫词一百首》。徐氏捐赠宋荦《赠高士奇行书扇面》，为高士奇所作，诗云“兰台久侧君王席，银烛时归学士家。”赞许高士奇之盛。王鸿绪官至工部尚书，其《行书扇面》，临米芾襄阳诗帖。

徐氏捐赠沈德潜等《方氏家谱序墨迹册》，此册为沈德潜、钱陈群、周长发、彭启丰、秦大士等五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为金陵方氏家谱所作序文，时间均为乾隆十九年（1754）所作。沈德潜书引首：源远流长。官至湖广总督毕沅《行书七言联》。钱大昕、邵晋涵曾入毕沅幕府，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之钱大昕推为“一代儒宗”。有其《隶书七言联》和《行书扇面》2件。而经学、史学并冠一时，得到毕沅推许之邵晋涵，其《行书扇面》，行书节录《眉公论画》。与父王念孙并称“高邮二王”王引之官至礼部左侍郎、工部尚书等，其《行书扇面》.

徐氏捐赠清代文人书法较多。人称“红豆词人”吴绮诗才华富艳，词最有名，其《行书扇面》。孔尚任为孔子六十四代孙，清初诗人、戏曲作家，其《桃花扇》代表我国古代历史剧作最高成就，其《行书痛饮熟读横披》。杨宾工诗古文，父杨越坐累戍宁古塔，其哀诉之悲壮过于王世贞兄弟，其《正书扇面》，录宋罗处约《题太湖》、钱昭度《忆具区》。清初词坛，纳兰成德为大学士明珠长子，其诗词享有很高声誉，誉为“满清第一词人”，其《行书五言诗扇面》，上款“澹人”即高士奇。高士奇为纳兰成德父明珠推荐提拔成为同僚，成德常与高士奇切磋词艺，史载他康熙十三年前后赠给高士奇手书词扇。纳兰成德交友秦松龄《楷书五言扇面》。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状元王式丹《行书扇面》，书吴山旧作十首之五。康乾时著名诗人李御《妙墨册》，内容为行书《游练湖记》、《苦瓜卷》、《江南秋色》、《迦陵墨迹》等。李御家境穷窘，景况凄凉，居无定所，晚年常寄居僧舍。此册书于古能仁寺，能仁寺位于浙江嘉兴新塍镇。可知矣。有宗源瀚、徐桢立题跋。程瑶田为徽派朴学代表人物之一，其《临祝允明书册》，1786年临祝允明书《杨柳花》、《春莫曲》、《彩云东飞月向西》、《沈先生西山雨观图》、《有所思》、《投钗吟》等6篇。蜀中诗冠张问陶，与袁枚、赵翼并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其《行书诗轴》。吴敬梓好友孙汧如《行书扇面》。

清代中期工骈体文大家有毗陵七子之一洪亮吉《行书扇面》、国子监祭酒吴锡麟《行书扇面》、官至侍讲学士吴鼒《行书七言联》。清代晚期长于骈文之李慈铭，著《越缦堂日记》，其《小楷扇面》，1876年书，小楷达6百余言。

名满岭南东郭先生陈沣《行书八言联》和《行书七言联》。前者有黄侃1924年题跋云“粤中儒业至东塾而郅隆，其音均之学，尤能翦薙榛芜，开示土途径。……行可出示斯联，媅玩竟日，触感题此。”二位地理学家，一为齐召南《楷书扇面》，行书集苏轼诗句成篇。另徐松《行书扇面》。丁寿祺《楷书卓敬传册》。此册为明初著名才子卓敬牙印拓本二印“臣卓敬印”、“绣衣执法使者”而作。有吴国俊、丁寿祺书，及刘嘉树、品莲、朱琦、湘秋、吴荣、杨传第。此均为湖北汉阳人叶名沣属书。另杨锐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干将之一，称“戊戌六君子”，其《行书团扇》2件，杨锐行书自作诗《窦店早发》和《南海子》。

6、清代书法家

清代初期书法，以沈荃、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陈邦彦和王澍为代表，多以董书为主，又兼取晋唐或者宋米芾书法。徐氏捐赠沈荃《小楷道德经扇面》、笪重光《草书轴》、姜宸英《楷书扇面》、汪士鋐《行书扇面》、何焯《行书扇面》、陈邦彦《小楷扇面》、王澍《草书扇面》。

清代乾嘉时期，徐氏捐赠有梁同书、梁巘、梁国治、翁方纲、王文治、永瑆、桂馥、邓石如等，几乎囊括清代中期书法大家作品。

梁同书、梁国治、梁巘并称“书坛三梁”。梁同书《行书横幅》，内容：五松居士读书处，九十二老人梁同书。梁同书高寿九十三，此幅几为绝笔。梁国治为乾隆十三年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其《说文部首偏旁册》，此册为梁国治1767年儿童识字启蒙书，门生沈清藻负责，松麈编写，洪榜训释。有黄侃1925年题跋。梁巘著有《评书帖》，曾任湖北巴东县知县9年，其《临婆罗树碑墨迹册》，节临唐李邕《婆罗树碑记》一段。有其好友王文治1779年题跋，云“余与闻山别垂二十年，每见其书，如晤其人也。闻山为人朴厚正直，而貌甚伟，同人率称之为神道云。余与闻山同习李北海书，而形貌绝不相似。殆所谓同牀各梦者耶！然于此，益见古人门庭之广大矣。”可知此件之价值矣。

翁方纲书法2件，一为《行书诗礼札卷》，此卷为翁方纲与门生陈用光谈艺手札，共12通，装订成卷。卷首部有翁方纲1817年题记，此卷有黄侃题签、署耑、题跋，陈曾寿、陈祖壬等题跋。据翁氏题记可知，此卷翁方纲与门生陈用光谈艺时间应距离题记已有26年，约1790年。史载陈用光祖陈道为清代文学家、理学家，其父陈守诒为陈道次子，亦进士，乾嘉道年间，一门七进士，九乡榜，为邑之冠，称望族。卷后陈用光六世孙陈祖壬题跋云：“此数札为公官翰林时，翁覃谿先生所致，殆即从十卷中割裂而出。”另《墨迹零简册》，内有“此四册皆覃溪遗墨，间有古帖旧帖本及十二残幅，亦皆苏斋故物。汉阳叶东卿先生手订为四册。”语，其中有翁方纲1783年跋语，此册为翁方纲摹唐宋法书及有关题跋。内容极为丰富。尤其对有关名碑拓本研究之精深，可见一斑。

与翁方纲并列“乾隆四家”之永瑆《隶书先民雅翰》，此为永瑆分别隶书“先”“民”“雅”“翰”四字，应为永瑆所藏明清书家扇面集前题耑。另有《行书扇面》。及王文治《行书横披》，行书快雪堂诗。

隶书大家桂馥隶书作品2件，一为《隶书轴》，有1923年黄侃题跋，评云“隶法则绝精，不可訾者。”另《隶书五言联》，有弟子郭敏磐（嘉庆间举人）题跋，云“此乾隆己酉（1789）末谷初登贤，书为余作也。讬郑柳田装池，柳田因赠墨泉同年。阅二十年，舟次任城，墨泉出以见示。盖不胜今昔之感矣。”及尹彭寿1895至1898年3次反复题跋，云“光绪十九年（1893）正月得于泲上，纹银肆两，惜剥落太甚，不能緟装，谨藏勿装，庶可永年。”现此对联确为剥落太甚，保存状况较差。另一位篆隶大家邓石如《隶书横幅》。

清代晚期道光以后书法家，徐氏捐赠有张廷济、姚元之、汤贻芬、张祥河、吴熙载、梅植之、莫友芝、杨沂孙、张裕钊、张度、赵世骏、吴昌硕、沈曾植、王福庵、易忠箓和黄侃等。张廷济《楷书七言联》、姚元之《隶书七言联》、汤贻芬《行书七言联》、张祥河《行书七言联》。同为包世臣弟子吴熙载、梅植之，前者有《隶书横幅》，后者有《行书大风渡黄河诗扇面》。莫友芝《篆书轴》，录《韩诗外传》。杨沂孙《楷书轴》，书《大戴礼记》一则。张裕钊书法2件，一为《楷书张謇母墓志铭》，乌丝栏小楷墓志铭，为门生张謇母金氏所作，光绪五年（1979），张謇母金氏去世，张謇请师张裕钊为母撰写并书墓志铭，有张祖翼题签及收藏印等。另张裕钊《楷书李刚介公碑》。张度《集爨君碑东坡诗句册》。赵世骏《楷书杨母聂太夫人墓志铭书册》，钱塘吴士鉴撰文，南丰赵世骏书丹，长沙郑沅篆额。有许成琮题跋。吴昌硕《篆书八言联》。沈曾植《行书尺牍》，此为沈曾植为徐行可数件手札所题感言诗句，署“宣统辛酉孟夏，叟题于海日庽。”辛酉即1921年，此宣统已逊位十年矣，沈曾植为清遗老，眷念旧朝。王福庵为徐行可所作书法多件，其中有《篆书茹古涵今之斋横披》、《篆书勤有堂横披》，《隶书勤有堂记十条屏》等。我馆所藏黄侃书法60件，大多为徐行可所书。主要形式有对联、立轴、横披、手卷、扇面、册页，以对联为主。字体五体皆备，有楷书、行书、篆书、隶书、草书。许多是黄侃为徐行可书斋所题斋室，如：赏诗阁、云悲海思庐、思玄室等。时间跨度10年。

7、清代其他画家

徐氏捐赠清代其他画家作品：“长安三朱”之朱本《坐月图扇面》。陆鋐《锄经第二图册》，此册为道光时陆鋐给陆璜绘《锄经第二图》，此册有同时翁广平、朱桂、沈濂、吴载和、龚璜、郑谦、陈履亨、程庆龄、褚长春、金衍宗、娄泰、沈之玙、沈希轼、杨城书、瞿应绍、蒋宝龄、王淑元、李钟潢等18位为之唱和诗，或五言、或七言，多为江浙一带名人。

第三部：碑帖金石卷

徐行可捐赠我馆书画金石碑帖，总量上以碑帖为主，约6千余件。主要有先秦金石、汉魏石经，从汉到民国重要碑刻，及明清大量刻帖等。其中碑刻占绝大部分，其次为明清法帖，金石拓占一小部分。

谓善拓，一为传拓年份较早者，当在明中叶以前；一为传拓份数较稀者；一为有先贤跋语、名家递藏者，三者足一即可称之，仅此三者，对徐氏捐赠碑帖金石姑加厘定。

1、按时代：徐氏捐赠碑帖金石拓中，乾隆（含）以前拓本达57件，明代拓本30件。南宋拓本2件，均为一级品，开卷犹光洁如新，墨若点漆，让人醉心悦目。即《澄清堂帖》1册，南宋拓本。《澄清堂帖》原石早佚，拓本流传极少。此册有周寿昌、徐树铭题签、题跋达8处，其中周寿昌题跋近千言，鉴藏印亦累累，达13枚。由蒋元龙、周寿昌、徐树铭、徐树钧、何昆玉、费念慈、蒋长泰等鉴藏。周寿昌跋云“此虽南宋刻石，而祖构昇元。故神采飞动，如新脱诸捥，实宋帖中瑰宝也。”此拓本三者具足，可谓善善本。另一件《麓山寺碑》1册，“搜”字挖，“闱”字挖，“才”字加了一横，南宋拓本。《麓山寺碑》为唐李邕撰文并书，此册为著名金石藏家李宗瀚旧藏，此册有王福庵、黄侃题跋。由陈豫钟、李宗瀚、吴树声、丁辅之、王福庵、黄侃等鉴藏。

2、传拓稀少：徐氏捐赠碑帖金石拓中，虽不是名碑，拓本罕见，如《唐夷齐碑》1册，梁昇卿撰并书，同治时拓本。《唐景昭法师碑》1册，窦臮书并篆额，咸同时拓本，且碑毁于十年浩劫。《谢氏望云楼帖》12册，咸同时拓本，每册均有杨守敬题签。《望云楼集帖》原刻帖版不知下落，流传完整拓本今日罕见。《文潞公家庙碑》1册，宋司马光作，明代拓本，有邵福瀛鉴藏印。《宋嘉祐二体石经》1册，明末清初拓本，有翁方纲85岁时题跋及周銮诒鉴藏印。《宋韩魏公韩琦墓志铭》1册，康熙时拓本。《汉刘平国开道记》，光绪拓本。《刘平国开道记》摩岩，在新疆阿克苏属赛木里，保存汉人在新疆驻军最早记载。清光绪五年（1879），张曜督师天中时被发现，但未久即被摧毁，故传世拓本较罕见。此拓本有1903年程颂万6百余言、王仁俊5百余言题跋及金蓉镜近4百言题跋等，鉴藏印达12枚。《董美人墓志》，原石于咸丰三年（1853）毁于兵燹，拓本流传稀少，徐氏捐赠有2本，均为淡墨初拓本，其中1本有史耜孙1904年题记。

3、名家题签、题跋或鉴藏印：徐氏捐赠碑帖金石拓本中，有名家题签、题跋约190人次，约240处之多。这些题签、题跋，有对碑帖真伪、拓本先后、书法演变等，常有心细如发的辨析，承载着丰富信息，蕴含着历代题跋者对书法艺术认识。对碑帖内容、刻拓源流的考证、版本优劣评选，呈现重要宝贵文献资料。可知这些历代碑帖，均由重要藏家累世递藏，其来历清晰。

徐氏捐赠重要精拓本众多，仅采撷数种。如《礼器碑》1册，“于”、“二”涂墨，明代拓本。此册有谢道承、翁方纲、梁章钜梁逢辰父子、伊秉绶、刘体仁鉴藏印，鉴藏印达13枚。且有清代著名收藏家梁章钜、刘鹗及张玮题跋。如刘鹗云“铜梁观察审定为明拓本，足增此册声价。”其价值可定矣。如《雁塔圣教序》1册，褚遂良书法誉为“美人婵娟”，在初唐书坛为统治级地位，以《雁塔圣教序》最为著名，为唐太宗李世民与高宗李治所撰，褚遂良书写。《雁塔圣教序》宋拓极为罕见，此碑传世少见明中期前拓本，基本集中于明末，此为明末拓本。为上海收藏家朱镜波旧藏，有吴湖帆题签及1930年题跋，云“镜波道兄顾余于郡庽同步骨董铺，搜访异籍，得此雁塔二治开口本，墨色黝黑，锋棱毕现，真明精拓焉！”及朱镜波10数枚收藏印，其珍贵可知矣。《皇甫诞碑》1册，“三监”二字未损，明末拓本。有翟云升题签，梁章钜、李景晟志、宋煜题跋，且张禄卿6处题跋。鉴藏印达16枚，最早为金俊明（1602—1675）“春草闲房”白文印。《米南宫书十八侯铭》1册，明拓本。此册高仅15㎝，纸精墨香，为澄清堂鉴摹勒上石。有苏州明代著名大家吴宽及何震、许日炽、吴廷琛等鉴藏印12枚。

有些原碑已毁及损毁严重，或不知所踪。如文革浩劫被毁有《汉刘平国开道记》（光绪拓本）、《唐景昭法师碑》（咸同时拓本）、《等慈寺碑》（咸同时拓本）、《华山庙碑》（翻刻本，同光拓本）、《八关斋碑》（明代拓本）、《大唐纪功颂碑》（同光时拓本）、《唐石壁寺铁弥勒颂》、《米芾鲁公仙真记》（咸同时拓本）、《赵子昂圆通寺碑》（同光时拓本）等。原石久佚或下落不明，如《董美人墓志》（清末拓本）、《金博州重修庙学记碑》（道咸拓本）、《澄清堂帖》（南宋拓本）、《望云楼集帖》（光绪拓本）、《定武本兰亭叙》（明拓本）、《齐太公吕望表碑》（明初拓本）、《唐太宗屏风帖》（光绪拓本）等。有的碑拓本罕见，如《唐夷齐碑》（同治时拓本）、《文潞公家庙碑》（明代拓本）、《宋嘉祐二体石经》（明末清初拓本）、《韩魏公墓志铭》（康熙拓本）、《高丽忠湛碑》（乾嘉时拓本）等。

徐氏捐赠金石碑帖主要有先秦金石碑刻、汉代碑刻、北朝碑刻、隋唐碑刻、宋元明清碑帖等。

一、先秦碑帖

《碣石门刻石》也称《碣石颂》，秦始皇前215年登碣石山在碣石门刻石，原石已佚。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钱泳双钩刻石。现存江苏镇江焦山。徐氏捐赠秦碣石门刻石1册，道咸时拓本。及《秦瑯琊台刻石》整张清末拓本。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被誉为“石刻之祖。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分别刻小篆四言诗一首，记述秦皇游猎之事，也称“猎碣”。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现藏日本仅有石鼓文宋拓本，据证不可靠，紧随其后为元明拓本。徐氏捐赠石鼓文3种，其中1种1册，明代拓本。金石学家陶祖光收藏石鼓文拓本达数十种之多，此册有其题签及题跋达3处，题跋数百言，其跋言“厂友薛某适以此册见眎，的为明拓至精之本，亟复收之，书之以记辛苦。”另有马衡观款。及朱柽之、陶祖光、马衡等鉴藏印多枚。应比肩上海博物馆藏被誉为公藏《石鼓文》第一佳拓之明拓黄帛本。另1种2册，为同光时拓本。

二、汉代碑刻

汉代碑刻，西汉石刻很少见，东汉刻碑盛行。汉代隶书四大碑《曹全碑》、《史晨碑》、《乙瑛碑》、《礼器碑》，其中后三者称为“孔庙三碑”，及《孔宙碑》等。

徐氏捐赠有《曹全碑》1册，咸同时拓本，有徐源泉收藏印。《史晨碑》3种，1种1册，道咸时拓本，附有张纶英1851年临碑墨迹及弟张曜孙题跋。1种整拓本，道咸时拓本，有张曜孙、张纶英收藏章，及徐行可朱笔题识，言“故拓字较今本多至十余字，且未经剪褾，尤为难得也。”1种亦为整拓本，光绪时拓本。《乙瑛碑》1册，同光时拓本。《礼器碑》4种，3种1册，为明代拓本，其一“于”、“二”涂墨。其二“出”字坏，“右”字涂，有张运题签，翁方纲4百余言题跋，江德量观款，及吴云、周之桢、邵福瀛、李国松鉴藏印。其三“于”“二”未连，有邵福瀛题签。另1种1册，光绪时拓本。《孔宙碑》2种，1种1册，“詠”字不连，明代拓本。1种1册，光绪时拓本，有民国武昌胡大濂鉴藏印。

汉碑其他代表作品有《张迁碑》、《景君铭》、《韩仁铭》、《张寿碑》、《熹平石经》等。徐氏捐赠《张迁碑》7种，最早拓本1册，“黎种”不坏，乾隆时拓本，有张伯英观款，及崔麟台1920年对拓本详实考订达4百余言，云“是拓元气浑然，犹是完璞，求之近世，亦不多覩。……亦乾隆间拓本无疑。”4种“宿”字坏，咸同时拓本，其中一种有岳松侪题签及徐源泉鉴藏印。2种1册，同光时拓本，其中有大兴孙达11次1894年至1895年1千7百言拓本详细考订。言“今特购此副本，付之装池，以便临摹玩味，虽属近日拓本，而纸墨精妙，亦自可藏也。”

《景君铭》3种，1种1册，“残”字未损，“空市”之“市”字尚见上半，晚明拓本。有周进题签，1926年陈定远观款，及黄侃题签和1千6百余言题跋数条，考订详实。刘喜海收藏印多枚。1种1册，道咸时拓本，有张仁芬、张玉德、杨兰阶等鉴藏印。1种1册，光绪时拓本。《韩仁铭》3种，最早1种1册，渭京”未连，道光时拓本。1种1册，咸丰时拓本，有何厚琦鉴藏印。1种为民国时石印本。《张寿碑》2种，均为光绪时拓本，其中1种为整张拓，有杨守敬题签和收藏印，及沈肇年收藏印。

徐氏捐赠汉碑还有《孔彪碑》1张，同光时拓本。《执金吾丞武君碑》1册，“孝经论语”尚存，清初拓本，有蒋祖诒收藏印。《白石神君碑》1册，“匪”字不坏，道光时拓本。《华山庙碑》1册，华山庙碑明代已毁，流传原拓罕见，《华山庙碑》传世拓本仅留有4种，此虽为同光时翻刻本，亦难得。《郭泰碑》1册，同光时翻刻本。冯使君神道碑》1张，光绪时拓本。《柳惠何馈程婴故事画像轴》，汉武梁祠画像，光绪时拓本，有潘祖荫、陆继辉千言题跋。《祀三公山碑轴》整张拓2张，其中1张“熹”字未损，乾隆时拓本。《刘曜碑》1张，光绪时拓本，有傅节子等收藏印。《杨叔恭残碑》1张，光绪时拓本。《汉三老讳字忌日碑》2张，咸同时拓本，有此碑第一收藏着周世熊藏印多枚及杨守敬等收藏印。《汉阳三老石堂画像题字》2张，光绪时拓本。《汉子游残石》1张，光绪时拓本。《汉尉氏令郑季宣碑》1张，光绪时拓本。《孔君墓碣》1张，光绪时拓本。

汉代摩岩石刻有《石门颂》、《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太室石阙铭》、《郙阁颂》、《刘平国开道记》等。徐氏捐赠《石门颂》5种，1种1册，道光时拓本，何庆涵题签及3百余言题跋，沈曾植等鉴藏印。3种“高”字有口，为咸同时拓本，其中一种有张祖翼1894年题跋，1种有周学熙题跋，言“汉石门颂佳者不多，见此本出自武林叶氏家藏，确为旧拓，与近时所产，洵有天渊之别。”及叶志诜、沈宝枢、谢善诒等鉴藏印。1种为光绪时拓本。《开母庙石阙铭》、《少室石阙铭》、《太室石阙铭》并称嵩山三阙，徐氏捐赠有前二种。《汉开母庙石阙铭》1册，嘉道时拓本，有张祖翼1902年8百余言题跋，考订详实，且云“是本，甲午冬得于都门，售者云：是刘燕庭方伯家所不甚贵重之物，今以翁、毕各本相较，证以吾宗解元之语，此拓当为人间瑰宝矣！欣幸志之。”《少室石阙铭》1册，同光时拓本，有张祖翼1904年4百言题签、题跋及其子张延厚题跋。

《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史载：《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端方光绪末年出土不久购得，最早考证此碑者为吴士鉴，定为魏碑。后周季木、杨树达、余嘉锡否定此说，定为汉碑。徐氏捐赠《汉西乡侯兄张君残碑轴》整张拓，光绪时拓本。有余嘉锡书杨树达题跋6百余言，及自为考释达1千2百余言。如言“吾友徐君行可旧藏有此碑精拓本，读遇夫跋而爱之，使锡录诸卷末。锡既承命书，竟又考得数事，颇足与遇夫说相补苴，遂复僣书其后。”“吾友杨君遇夫治两《汉书》极熟，……题为汉碑，不从吴、端之说，至为有见。特周君未明着其说，余故为之考定如此。”余嘉锡在题跋中，推断此碑当立于汉延熹初年，并据碑文“迁池阳”残字，改题碑名为《汉池阳令张君碑》。杨氏和余氏根据《后汉书》，考定为东汉，可证吴、端二氏之误，其识甚卓，其说甚是。

徐氏捐赠晋代碑刻20余种。《孙夫人碑》、《齐太公吕望表》、《郛休碑》并称为“晋代三大丰碑”。徐氏捐赠《孙夫人碑》1册，嘉庆时拓本，有李国松2处题跋，及刘体智、张禄卿题跋，刘体智跋云“此本与《金石萃编》对校，一字不损，正当时最先拓本。二兄（刘体仁）得此于京师厂肆，同时并得高贡郑羲两碑，皆至精之品。”《齐太公吕望表》1册，《齐太公吕望表》传世最早仅有明拓本，此为明初拓本。抗战后，此碑下落不明。此拓本有温一贞题跋，云“此碑为孙君云石所藏，孙君名桢，字志周，自号石云居士，明正嘉时人，好精书画，与文祝诸公往还。盖好古士也。”有孙桢、温一贞、邓承渭、李凤高等鉴藏印。《郛休碑》1册，《郛休碑》为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山东掖县出土。此为光绪时拓本，有王运孚收藏印。徐氏捐赠其他晋代碑刻有《和国仁墓碣》1张，光绪时拓本，《王君墓表》3张，光绪时拓本。其中二种有有柯昌泗为徐氏题跋及收藏印。《赵君墓东阙》1张，光绪时拓本，有谢善诒、黄侃2处题跋。《赵君墓西阙》3张，光绪时拓本，其中有黄侃数处题跋，云“此拓本郅为希见，今观于彊誃，乐为署之。”及《爨宝子碑》2整张清末拓。

四、北魏碑刻

魏碑，以北魏为最精，分为碑刻、摩崖刻石、造像题记、墓志四种。其中徐氏捐赠北魏南北朝碑刻有367种，其中墓志300余种。许多重要墓志精品均在列，如《刁遵墓志》、《元显儁墓志》、《司马昞墓志》、《元倪墓志》等。

许多著名碑刻如《邓太尉祠碑》、《嵩高灵庙碑》、《石门铭》、《马鸣寺碑》等。内有有杨守敬、姚贵昉、庞泽銮、吴公望、程铭敬、王国均、孟介臣、夏宜滋、陶湘、周銮诒、端方、于右任等题跋、题签或藏印。《邓太尉祠碑》3种，前秦石刻甚少，此碑为前秦碑刻，清代发现并见诸著录。1种1册，同光时拓本。1种2件，嘉道时整拓本，有著名金石收藏家刘喜海收藏印6枚。《嵩高灵庙碑》2种，其中1种为咸同时拓本，有杨守敬题签及收藏印。《马鸣寺碑》2种，其中1种为同光时拓本。《敬史君碑》2册，咸同时拓本。

摩崖刻石类：《石门铭》3种，其中一种为道咸时拓本，有叶志诜、周学熙、谢善诒、沈宝枢等鉴藏印。其中1种为光绪时拓本，有蒋凤藻题签。

造像题记类：《龙门二十品》3种，1种2册，咸同时拓本，有姚节题签。1种12张，光绪时拓本。1种仅《郑长猷造像题记》1张，光绪时拓本。《程哲碑》1册，同光时拓本。

墓志类：《刁遵墓志》为清雍正年间出土，是北魏碑志中著名书迹之一，徐氏捐赠《刁遵墓志》3种，其中1种1册，此拓本“彝”字不损，即“曾祖彝”本，乾隆时拓本，当属初拓本之佼佼者，有刘体智1908年题跋。《魏一品墓志铭》2张，光绪时拓本；其一有王树枏（1851—1936）4百余言题跋，言“是刻为六朝碑志中所仅见，且可补史志之缺，甚可贵也。”有陶湘等鉴藏印。《南朝刘怀民墓志》1张，光绪时拓片，姚华题跋。《周贺屯植墓志》1张，光绪时拓本，有杨守敬题签。

五、隋唐碑刻

1、隋代碑刻

徐氏捐赠隋代碑刻及墓志约2百种，其中137种墓志，内有杨守敬、夏宜滋、郭玉堂、郭慎行、黄彭年、于右任等题签或藏印。著名墓志有《苏孝慈墓志》、《董美人墓志》、《元公墓志》、《元公妻姬氏墓志》、《龙山公墓志》等。其中《董美人墓志》2种，1种有史耜孙甲辰（1904）题记和藏印，1种为清末北平李若昌藏印。均为淡墨拓。隋代碑刻《龙藏寺碑》2种，均为1册，“迦文”字已损，光绪时拓本。《曹植碑》1册，光绪时拓本。《三神舍利塔合册》1册，同光时拓本，有吴昌绶题签、题跋及沈树镛收藏印。《清娱墓志》，有杨守敬题签和收藏印，及沈肇年鉴藏印。

2、唐代碑刻

唐代碑刻是碑版石刻最繁荣时代。唐代近三百年间，丰碑巨碣、造像、墓志、经幢等石刻无止千万，今所知仅墓志有两千余种。

（1）、初唐碑刻

初期四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徐氏捐赠碑帖多有涵盖。欧阳询主要碑刻。1、《皇甫诞碑》2种，1种1册,“三监”二字未损，明末拓本，有翟云升题签，张禄卿5处题跋千余言，云：“此亦断后本。然斠今拓，多数十字，要是百年前物。……近拓碑，每遗额，兹寔独称全璧矣。”梁章钜题跋，云“道光丙戌（1826）重阳日观，以余旧临一本并几，斠量同是百年前拓，纸古香袭人。”宋煜、圆觉道人、李景晟题跋。李景晟云“旋为署中钱榖友范文镛假去，约日见还，久之无归，意索之急，出恶声焉。门无相如完璧之计，无能画者。届余南行有日，复申，前请文镛靳如故，乃谋之吾友王生缉菴，为遗书文镛，数其爽约，并邀集同人问罪于文镛。文镛懼媿，遂以今月之朔，奉帖来归，片纸迁流历劫弥重，如或主之其有以也耶！因述其始末，并志感谢，此后当以袭藏，勿以示人，再为小人辈巧偷强夺也。”及金俊明、吴经堃等鉴藏印10余枚。另1种1册，丞然本，明末清初拓本。2、《九成宫醴泉铭》2种，1种1册，第二个“休弗”的“弗”字未挖，为勿字本，明代拓本，向燊题签。1种1册，挖字较多，“弗”挖作“勿”，“光”字加□，“光”字没有四圈，康熙时拓本，有祁理孙、王志瀜、傅节子等收藏印。3、《房彦谦碑》1册，咸同时拓本。4、《虞恭公碑》1册，汪体椿1896年石印，光绪时拓本。另《化度寺碑》1册，民国初年石印本。欧阳询《正草九歌千文》1册，民国二十五年影印本。近代书画及鉴藏大家吴湖帆，有着碑帖收藏史佳话，家藏宋拓欧帖凡四，为《皇甫诞碑》、《九成宫醴泉铭》、《虞恭公碑》、《化度寺塔铭》，故其居为“四欧堂”。此四碑亦尽在徐氏藏碑中。欧阳询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3种。其中1种1册，“穷多罗”不坏，明末拓本，有杨典诰等鉴藏印多枚。1种1册，“品”字已损，咸同时拓本，有于省吾鉴藏印。

虞世南代表作传世很少，徐氏捐赠有传虞世南《昭仁寺碑》1册，清初拓本，有鄂州于承谟题签和收藏印等。褚遂良《雁塔圣教序》2种，其中1册，为明末拓本。《褚书圣教序》2整拓张，光绪时拓本。

唐代初期碑刻还有：《等慈寺碑》2种，1种1册，咸同时拓本，有杨守敬题签及收藏印。1种1册，“车

本文地址：https://zhpi.jsntrg.cn/718033737302.html